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迎来了空前的辉煌时期。苏联对中国提供的援助力度进一步加大，双方更是正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及新的科技合作协议。同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此举将中苏两国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在此行期间，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在若干关键议题上，尤其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为日后中苏关系的演变埋下了潜在的危机。
赫鲁晓夫曾言：“在那个时期，我们迫切需要中国的声音。”毛泽东亦回应道：“赫鲁晓夫同志，你的荷花固然绚烂，却亦需绿叶的映衬。我毛泽东的荷花或许不够完美，但更亟需绿叶的扶持。”
自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来，中苏两国关系曾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及军事等多个领域深化了合作，两国领导人间的互访亦愈发频繁。
1957年1月，我国周恩来总理踏足莫斯科。当月17日，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精心安排，为周恩来总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致辞，将此次盛会誉为一个“节日般的庆典”，其喜悦之情仿佛置身于春日盛宴之中。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了志同道合者相聚的宝贵与和谐，表达了对中苏关系未来发展的热切期望，此番讲话无疑对推动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
同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诺夫莅临北京，开始了为期四十余日的友好访问。在此次访问中，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均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热情迎接。毛泽东对伏罗希诺夫的到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苏两国友好关系不断深化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人民日报》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对伏罗希诺夫的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访问即将结束时，该报又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社论，以“再见吧，亲爱的伏老！”为题，将此次访问誉为“春天的节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如此连续发表社论以欢迎外国首脑访问实属罕见，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密。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亲自莅临机场，热情迎接前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诺夫。这一幕，不仅见证了两国间的深厚友谊，更成为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标志性瞬间。
尽管赫鲁晓夫在1956至1957年间正稳步攀登权力之巅，他的个人境遇却颇为艰难。尽管他已开始掌握实权，但内心深知自己根基不稳。赫鲁晓夫对自身处境有着清醒的认知，宛如一只独脚站立之鸟，随时可能面临挑战。为了稳固权力地位，他采取了两项震惊世界的举措。
起初，他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意图撼动斯大林遗存的政治威信，进而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意料，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导致了波兰与匈牙利的动荡，使得许多原本拥护苏联的和平派人士深感失望，这一事件直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
随后，在1957年6月22日至29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莫洛托夫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予以清除，将他们逐出苏共中央主席团。赫鲁晓夫的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成功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却也使他的权力和地位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赫鲁晓夫深切意识到，稳固个人权力亟需依赖毛泽东的助力。因此，在7月5日，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肩负赫鲁晓夫的重任，毫不犹豫地即刻启程前往中国。然而，不幸的是，毛泽东当时正身处杭州，米高扬只得急忙奔波，赶往西湖之畔。
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米高扬详尽地阐述了苏共中央的会议内容与决策，力图赢得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体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并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正式表达了对他的拥护。见到米高扬脸上流露出的紧张神色，毛泽东随即补充道：“就苏联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立场和方针，我们持满意态度。”此外，他还透露计划在11月初率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以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听闻此言，米高扬感到释然，仿佛心中的一块巨石落地，内心充满了欣慰。
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赫鲁晓夫，关键在于赫鲁晓夫就任后对中苏友谊展现出了热忱的姿态。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主动提出增援我国15个项目，使得苏联援助我国的项目数量由141个增至156个。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将苏联在四个中苏合资企业中的全部股份转交给我国，这些企业涵盖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造船公司以及中苏民用航空公司。除此之外，他还与我国签订了一项总额达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协议。在毛泽东眼中，赫鲁晓夫所倡导的政策对我国益处显著。
米高扬归国抵达莫斯科，便向赫鲁晓夫详尽陈述了此行的见闻。听完汇报，赫鲁晓夫激动异常，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兴奋得如孩童般手舞足蹈。为回应中国的好意，赫鲁晓夫毅然决然，决定给予中国更为慷慨的援助。
1954年10月2日，毛泽东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欢迎晚宴上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面。紧接着的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首颗人造卫星，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其在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等前沿领域的卓越成就，而且苏联建设的全球首座原子能电站也已正式投入运营，同时，该国还成功试射了全球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热切期望得到苏联在国防科技新领域的技术支持，而赫鲁晓夫对此表示了慷慨的承诺。
1957年7月，聂荣臻向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正式提出请求，期望苏联能在尖端武器领域，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研发上提供技术支持，具体包括派遣专家、提供技术资料与样品等。7月20日，苏联政府对此表示赞同，并热忱欢迎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谈判。同年9月，聂荣臻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展开了一系列洽谈工作。
在谈判期间，苏联成功发射了其首颗人造卫星，并在轨道上稳定运行，这一壮举极大地提升了中苏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并加速了两国在国防新技术领域的协作进程。在这一激动人心的节点，赫鲁晓夫的态度变得更加豁达，而深受鼓舞的中国代表团也愈发迫切地寻求苏联的进一步支持，以期在科学技术领域实现超越西方的目标。正是基于此，谈判的步伐得以迅速推进。
10月15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涉及火箭及航空技术等领域的援助协议，即《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方面承诺，将在原子能和核武器领域对中国提供必要的支持。鉴于该协议内容涉及火箭、导弹和核武器技术等敏感问题，谈判过程及协议的具体细节均被严格保密，至今未曾对外公布。《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苏联将向中国派遣专家团队，并分享相关技术资料，以支持火箭、导弹和原子核武器的研发工作。此外，苏联还计划向中国提供一枚原子弹的样品。
赫鲁晓夫在提供对中国援助的问题上表现得慷慨大方，其背后实则是渴望获得毛泽东的鼎力支持。对此，毛泽东给予了积极回应，并欣然同意继续对赫鲁晓夫提供支持。正如毛泽东在回顾那时的中苏关系时所述：“当前苏联急需我国的支援，我国也同样渴求苏联的援助。”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时常陷入困境，堪称一位“命运多舛之人”，因此“有必要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基于这一考量，毛泽东决定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赫鲁晓夫的支持。
赫鲁晓夫为赢得毛泽东的青睐，不仅在提供对华援助方面展现了极大的慷慨，更在接待毛泽东的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了毛泽东的莅临，莫斯科筹备良久。克里姆林宫的精英团队为毛泽东的到来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接待工作。赫鲁晓夫本人更是亲自走访准备好的居所，细致检查接待的每一个环节，甚至连卫生间设施的布置细节，他都一一亲自指导。
同时，鉴于毛泽东长期征战养成的个人生活习惯，赫鲁晓夫亦对细节给予了格外关注。他深知，毛泽东偏爱木质床架，不喜过于柔软的床垫，更倾向于稍显硬朗的床铺。因此，赫鲁晓夫下令将曾供俄国沙皇使用的奢华床垫更换为宽敞且结实的硬板床。此外，原本挂于床上的绣花鸭绒被也被换成了棉被，以完全契合毛泽东的偏好。
毛主席的饮食习惯以品茗、吸烟为主，对猪肉与鱼类情有独钟，烹饪时喜加辣椒调味。他偏好蔬菜，而非精致米饭与柔软面包，对粗粮情有偏爱。为了迎合他的饮食需求，苏联方面不遗余力，逐一进行了安排。
在访问莫斯科的前夕，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项特殊请求，即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免去机场的欢迎仪式”，并明确表示“无需仪仗队的陪同，最好是直接下飞机后便直接离去”。尽管如此，赫鲁晓夫显然急切地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于是仍旧安排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抵达时，机场上洋溢着热烈的欢迎气氛。
当晨曦微露，时针指向8时30分之际，毛泽东同志神采奕奕地踏入北京南苑机场的苏联图—104型巨型客舱，踏上了他人生的第二次，亦乃终身的最后一次莫斯科之旅。
历时超过八小时的空中旅程后，飞机于当日午后三时平安降落于莫斯科伏努克国际机场。毛泽东步出舷梯，向热情欢呼的民众挥手致意。赫鲁晓夫面露喜色，热情洋溢地迎接，兴奋地对毛泽东说：“感谢您的莅临，为莫斯科大会增色添彩。”
面对由苏联陆军、海军、空军三军士兵组成的威武仪仗队，毛泽东以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热情地向他们问候：“同志们，大家好！”
“乌拉！乌拉！乌拉！”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军队排列得整整齐齐，齐声发出如同雷鸣般的赞颂。毛泽东在检阅完仪仗队后，便与赫鲁晓夫一同乘坐一辆汽车，离开了机场。
行进途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解释道，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均被安排入住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别墅。然而，克里姆林宫却为毛泽东特别准备了一处专属的居所。“您所居之处与会议大厅仅一廊之隔，步行即能抵达捷奥尔金耶夫大厅。此处便是会议的举办地，既便利，又从安全角度出发，堪称最佳选择。”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所受的盛大欢迎仪式表达了一些不悦：“我之前曾明确要求你们取消或简化欢迎活动，减少参与人数，为何你们还是举办了如此盛大的仪式？”
对此，赫鲁晓夫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没错，我们确实收到了尤金的电报，其中提及您希望取消这场仪式。经过一番商议，我们一致认为这实属不可行。国领导人的迎宾盛典历来规模宏大，而您作为我们极为重视的贵宾，更是不容有任何简化的余地。”
或许毛泽东仍能回忆起八年前初次踏足莫斯科时遭遇的冷漠待遇。然而，此次他的到来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热烈欢迎。即便在向赫鲁晓夫表达不满之际，他内心深处仍感到了一份愉悦。因此，尽管表达出了不满，他仍旧对赫鲁晓夫的热情表示了赞赏：“感谢您的盛情款待。”
汽车驶抵克里姆林宫广场，赫鲁晓夫紧握毛泽东的手，诚挚地祝愿他在长途跋涉之后得以充分休憩。接着，他透露：“您将入住沙皇的寝宫。”那正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御寝，克里姆林宫内最显赫的居所。
在莫斯科的这段时光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展现了坚定的支持。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提出了批评，这一举动引发了波匈事件，进而使得他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遭遇了动摇。因此，在会议间隙，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必须明确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力量属于美国，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必须以苏联为核心，“我们，包括其他的各个党派，应当紧密团结在这一核心周围。”同时，毛泽东也积极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进行说服，力促他们支持“以苏联为首”的原则。
1979年11月7日，适逢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一同登上莫斯科红场列宁、斯大林的陵墓观礼台，以此共同缅怀。此次并肩而立，是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同框出现，亦见证了中苏两国间深厚友谊与紧密合作的篇章。
追溯至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等一众领导人再度汇聚于莫斯科的红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时刻。
在11月18日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赞同的观点。他提到，自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在内外政策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强调，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必须彼此支持，方能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毛泽东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形象地阐述了这一理念：“荷花虽美，亦需绿叶相衬。同志您，赫鲁晓夫，作为这朵荷花固然美好，同样需要绿叶的衬托。至于我毛泽东，若是不甚出众，就更需绿叶来给予支持。”
赫鲁晓夫听闻此事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毛泽东此次访问，不仅加固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且进一步稳固了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自莫斯科会议落幕以来，中苏间的友好关系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时期。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踏上归途，随行的军事代表团则继续滞留苏联，致力于参观和交流。11月27日，一场专为我国军事代表团举办的饯别晚宴上，赫鲁晓夫即兴发言，对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无私支援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并盛赞两国之间的紧密团结与深厚友谊。步入12月，中苏双方签署了新的科技合作协议；至1958年1月，双方再度携手，达成一项关于共同研究并依托苏联支持实施重要科技项目的协议。我国对此协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将对双边关系，尤其是我国的科技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一次谈话中，当赫鲁晓夫听到毛泽东将原子弹比作“纸老虎”时，他的反应如同被热水烫到了般，惊叫道：“原子弹竟被称作纸老虎！毛泽东同志，您的这一见解，实在令我倍感惊愕。”
尽管莫斯科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中苏两国的联盟纽带，然而，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却日益显现。赫鲁晓夫倡导和平，抵制战争，并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念。他坚信，国际格局已发生转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合法的议会途径夺取政权，进而和平转型至社会主义，无需依赖暴力革命。
毛泽东对此持有独特的见解。在启程前往莫斯科之际，他在10月29日向尤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期望赫鲁晓夫能够对此观点予以重新审视。
1957年11月，当毛泽东步入莫斯科机场的那一刻，赫鲁晓夫亲自热情地迎接，张开双臂。然而，毛泽东却只以一只手与他相握，另一只手则隐蔽于身后，仿佛在无声地传达着“保留一招”的意味。
在一次晚宴上，双方围绕战争议题展开激烈讨论，毛泽东的发言震惊了赫鲁晓夫。他回忆起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越过长江，当时斯大林对可能引发美国干涉感到忧虑。毛泽东信心满满地表示，这些威胁并不能吓倒中国人民。他透露：“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卷土重来，他们会被毫不留情地消灭。”为此，毛泽东委托米高扬传达给斯大林这番话，恳请他无需过于担忧。毛泽东继续说道，长江之战的结果证明了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听完这些话，赫鲁晓夫并不认同，情绪稍显激动地回应：“那场战斗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时至今日，局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强调，当前面临的威胁是核武器的威胁。
毛泽东未即对赫鲁晓夫的言论进行直接辩驳，却以俄语轻声回应：“纸老虎！”此言系他从翻译李越然处习得，并带着湖南乡音。赫鲁晓夫显然未能领会其意，却察觉到毛泽东所讲非汉语。李越然察觉到这一情况，不得不将此言再次翻译给赫鲁晓夫。起初赫鲁晓夫未能理解，然而一旦明了其意，他的反应如同被烫伤一般剧烈，惊呼：“纸老虎？克里姆，米高扬，你们听见了吗？他宣称，核武器不过是纸老虎！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您的见解实在令我惊讶。” 接着，赫鲁晓夫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核战争的观点：“在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军队数量的比较已不再重要。军备的增多，只会导致更大的伤亡！在核弹和蘑菇云的笼罩下，所谓的军队，不过是肉与灰烬的堆积！”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见解亦感意外。然而，他语气平缓地发问：“在这种状况下，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是否尚有界限之分？面对一个战争狂人或疯子，我们是否真的只能依赖他们的仁慈？赫鲁晓夫同志，恐惧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
同年十一月，毛泽东再度赴莫斯科参加重要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展开了深入的对话。
在莫斯科会议的议程中，热核战争议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吸引了8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积极参与。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中发表了一篇颇具深意的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可能，那就是一些狂热的战争挑拨者可能会肆无忌惮地使用原子弹和氢弹。若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引发争斗，我们也将不得不作出回应，那将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冲突，人民将承受巨大的牺牲。”因此，他主张在考虑问题时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思考，一旦战争爆发，会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全球27亿人口，可能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会遭受不幸。”“在极端情况下，即使有一半的人口不幸丧生，剩余的一半依然存在。即便帝国主义势力遭受失败，全球社会主义化的伟大愿景终将实现。嘿，不出数年，全球人口将再次达到27亿，甚至更多。”
在毛泽东的讲话现场，来自各国的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代表们对此发表了不同的见解。由于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少，这使得他们对毛泽东的立场感到困惑。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他的不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诺沃提尼则显得非常担忧，他表示：“毛泽东提到有六亿人民愿意牺牲三亿，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仅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若战争爆发，我们可能面临全军覆没，届时谁又能负责重建生产呢？”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战争观念上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毛泽东对战争毫无畏惧，坚信应勇敢面对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战争形式；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则对战争，尤其是核战争，抱有深深的忧虑。在这点上，赫鲁晓夫似乎难以接受毛泽东的立场。
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宣言》上，以中国共产党名义签署了相应文件。
在赫鲁晓夫倡导的和平过渡理论中，毛泽东起初持保留态度。在莫斯科会议的进程中，苏共中央在其草拟的《莫斯科宣言》中再度重申了和平过渡的核心思想。这一议题激起了中苏两党间的激烈辩论。赫鲁晓夫期望毛泽东能够支持苏共二十大的方针。经过一番持久论战，中方最终在《宣言》中保留了“和平过渡”的表述，这让赫鲁晓夫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中方坚持在提及和平过渡的同时，亦应探讨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尽管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中方对于《宣言》的具体措辞仍存有微词。为此，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的详细意见草案，旨在进一步阐明我方的立场。
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莫斯科会议虽未促成共识，却为日后中苏关系的演变埋下了伏笔。在随后的中苏论战中，战争与和平问题再度成为双方争论的核心焦点。苏方趁机批评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对战争问题的立场，称其为“不珍惜一半人类的生命”，而中方则坚决主张，只要帝国主义依然存在，战争便不可避免。
赫鲁晓夫曾断言：“唯有当每一位劳动者都能端上装有土豆与肉食的饭碗，共产主义方得以实现。”然而，毛泽东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他言道：“若共产主义仅等同于烤牛肉的美味，我更偏爱那香气四溢的红烧猪肉。”
赫鲁晓夫与土豆的渊源何在？这得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说起，那时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导人。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关键农业区域，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农业的飞跃。赫鲁晓夫对农业有着深厚的认识，并在乌克兰进行了大量的土豆种植实验，促进了土豆的大面积推广，有的农场甚至实现了每公顷产量一百至一百二十公担的佳绩。1938年，一位女农工因在每公顷土地上收获近七百公担土豆而荣获列宁勋章，这让贝利亚打趣地称赫鲁晓夫为“土豆政治家”。
相较之下，毛泽东将土豆的消费体验与辩证法的原理紧密相连。他阐述道，一百年前，土豆在欧洲尚被视为有害的杂草，而一百年后，它却成为大众喜爱的食材，这正是辩证法精义的体现。毛泽东旨在传达的是，一切事物均在不断变迁之中。虽然当前中国相对于苏联尚显滞后，然而多年积累的发展潜力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有潜力迎头赶上。
1949年，毛泽东首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八年之后，当他再度造访，这座城市已焕然一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机场至克里姆林宫的路途中，毛泽东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进步。车窗外，街道熠熠生辉，充满生机。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莫斯科近年来的发展历程：“近些年，我们新建了大量住宅。城市发展始终遵循着从中心向外扩展的原则，即从克里姆林宫和红场起始。如今的莫斯科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而是多个中心的聚合，涌现了众多新的住宅区。然而，我们仍难以满足人民在物质与文化层面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赫鲁晓夫详尽的介绍之后，毛泽东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感触。他凝视着窗外，沉思片刻，随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毛泽东由衷地称赞道：“相较于我上次访问苏联时所见，这里在诸多方面都实现了显著的飞跃。尤其是从人们的面容和精神状态中，便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幸福与满足，他们的着装也显得格外得体。”面对苏联近年来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禁感慨万分：“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建国初期，我国曾响亮地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然而，八年时光荏苒，苏联又迎来了显著的飞跃。正当毛泽东同志启程赴莫斯科之际，苏联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人造卫星。紧接着，在毛泽东同志抵达莫斯科的次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仿佛是在特意迎接他的到来。一时间，我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相对落后，显得尤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就土豆与牛肉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此次争论不仅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更催动着中国急速迈向“奋勇直前”的步伐。
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际，一场关于土豆与牛肉的辩论于首次午餐会上悄然展开。随着毛泽东满意地品尝克里姆林宫厨师长伊万诺维奇精心烹制的红烧牛肉块，赫鲁晓夫便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当所有劳动者的餐盘中都盛满了土豆与肉时，我相信，共产主义的实现将为期不远。”
在日后的岁月里，邓小平曾就此问题发表过见解，指出自赫鲁晓夫时代起，苏联的言论常常言过其实，而赫鲁晓夫的表述尤为夸大其词。尽管如此，这些言辞并非全然无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的认知。“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的诠释，便是‘土豆烧牛肉’，这样的‘共产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或许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实现。”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并非在戏谑，而是对共产主义有着相对简化的理解。
自1939年起，斯大林便在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苏联已踏入“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征程”。紧接着的3月22日，《真理报》特发社论，以崇敬之情致敬此次盛会，并断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必将永载史册，成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伟大过渡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里程碑”。
在那篇社论中写道：“共产主义，这个许多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理想，对我们而言，是触手可及的未来，十八大的同代人正在建设，亦将实现共产主义。”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再次宣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标志着苏联已步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向共产主义的迈进愈发坚定。
尽管苏联在二十年前就宣布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但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至今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尽管苏联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与共产主义理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赫鲁晓夫曾简单地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当每个人的餐桌上都有土豆和牛肉时”，这样的观点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毛泽东洞察到，赫鲁晓夫对于共产主义的认知同样含糊不清。然而，在他心中，一个坚定的信念却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中国在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仍旧落后于苏联。在聆听完赫鲁晓夫对于共产主义的所谓“高见”之后，毛泽东直言不讳：“我只需土豆。”言辞间，毛泽东脸上逐渐浮现出一抹哲学家般的微笑，他紧接着补充道：“若共产主义等同于烤牛肉，那我更愿选择红烧猪肉。”
尽管午餐的盛宴已然落幕，土豆与牛肉的论争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激起了广泛的回响，催生出一股积极进取的竞赛热潮。毛泽东更是满怀期望，希望中国在短时间内能够超越美国，领先英国，率先迈向共产主义社会。
11月18日，毛泽东在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及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时，他兴奋地赞道：“好样的！”他指出：“苏联发射了两颗卫星，看看他们有多少钢铁生产，足足五千一百万吨。美国总是被夸得神乎其神，那你们为什么到现在一个小玩意儿都没有发射？就是你们拥有一万万吨的钢铁，然而吹牛也没有用呀。”毛泽东的话语中充满了热情和自信，他告知来自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我国今年的钢铁产量已经突破五百二十万吨。”
仅需五年时光，我们的钢铁产量即可从一千万吨攀升至一千五百万吨；再往后五年，预计将实现二千万吨至二千五百万吨的跨越；再过五年，我们有信心将产量提升至三千五百万吨至四千万吨。若保持此等增长势头，我国钢铁工业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赶超英国。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毅然决然地宣告：“赫鲁晓夫同志曾告诉我，十五年后，苏联将超越美国；我同样可以告诉各位，十五年后，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赶上，更有可能超越英国。”由此观之，“在未来的十五年里，苏联有望超越美国，我国也将在我们的阵营中超越英国。”
鉴于我们已认识到国家往昔的滞后，我们便当振作精神，奋力直追。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毛泽东乘坐的飞机上，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享了他的深思：“中国曾是一个辉煌的国家。然而，岁月流转，我们逐渐落在了后面。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扭转这一态势……我坚信，中国有能力迎头赶上！我们必须逐步迎头赶上，努力不懈地迎头赶上。中国必将实现突破，我们要全力冲刺，实现飞跃。中国必须向世界贡献更多，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不懈的努力和无私的奋斗！”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与苏联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了早日引领中国人民步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大力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时间，人们似乎触手可及地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纷纷竞相追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景。然而，现实却与期望相去甚远，以至于连红烧猪肉都难以寻觅，土豆也变得稀缺。在当时，河北省的徐水县被誉为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范。这里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士前来参观学习。得知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同志立刻派遣塔斯社记者赴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未曾窥探此前的状况，刚一见到现状，记者们便惊愕不已。苏联模式下的共产主义不仅有土豆和牛肉，家庭环境优雅、还有钢琴，而中国版的共产主义却是简单粗暴，核心在于政治优先，加上窝窝头一类的食品。赫鲁晓夫对此评论道：“中国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共享一锅清水，而苏联则是享受着土豆炖牛肉的佳肴。”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大上对此事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会主张应该快速实施共产主义原则，但如果没有为此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富裕，并且人们尚未养成按照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过早地过渡到需求分配，势必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的进程。”
然而，毛泽东则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并不屑一顾。他认为苏联搞了这么久还未实现过渡，反而落在他们后面，显得颇为紧张。他指出，赫鲁晓夫未能实现目标，他们却已经朝着超越苏联的方向前进，这让赫鲁晓夫面临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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